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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滩往事:德国最大华人买办的黄昏(二)

发布时间:2021-11-25

  “我搬进来的时候,佣人还很多,园丁就有3个,但是保镖已经没有了。汽车间里全是彩色水晶的洋酒瓶子,漂亮极了。”徐元章回忆说,“外公走的时候,在内地十大富豪里面排名第七,他是带了两飞机的财物到香港的。到了香港以后,他在当时香港富豪里面排名第四。”

  周宗良把自己在大陆的财产交给了三儿子周孝存。周为人张扬,在1954年一口气买了6辆车,花了4万美元游历欧洲。而此时周宗良在香港每况愈下,由于3个儿子都不善理财,他把生意交给两个助手打理。1957年,周宗良身患直肠癌在香港去世。

  外公的去世成了徐元章人生的转折点。1957年,母亲周韵琴去香港接受遗产,从此徐元章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。“父亲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还惦记她,叹息说,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子了。”

  当时的形势是,国家还允许私人去香港接受遗产,因为如果不这样做,遗产就归英国政府所有。但是很快,国家开始严格限制个人出国,尤其是周家这样大量亲属在海外的,连遗产也规定由中国银行代领。周韵琴也曾写信让丈夫徐兴业带着孩子一起去香港,但是当时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已经开始了,徐兴业作为上海市教育局惟一的非党员,只能写信拒绝。

  周韵琴出国之前,曾经和丈夫共同策划了一部小说,讲述南宋金国入侵时期,一对有情人因为政治动乱生离死别的故事。多年以后,父亲徐兴业把构思写成小说,起名《金瓯缺》,获得茅盾文学奖。他是上海第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。他一生也只有这一部作品。

  “他们构思的时候,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命运会和小说如此惊人的相似。”徐元章说,“这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写的书,他把自己忧郁的情怀写进书里。”

  徐元章自己则开始面临人生的各种玩笑。当时,他和邻居小孩子的关系很坏。“花园外面没有墙,是一圈篱笆。那些小孩子经常拆篱笆跑过来,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后花园。没人管得了他们。”徐元章回忆说,“包括后来我交女朋友,都有人趴在窗户上看。我没有任何自由,觉得压抑。”

  徐元章的爱情也和宝庆路3号有关。“当时他17岁,她15岁,他是她的画画老师。他们定情就是在宝庆路3号。”徐元章的朋友侯文斌说,“而且他的追求方式很奇怪。当时他太太是宣传队的骨干,追求的人很多,但每天都有一个白头发、衣冠楚楚的老人开车来接她,后来我们才知道,那个老人是徐元章的舅舅。”侯文斌和他的太太都是徐元章的老朋友和老客人,他父亲是上海作家、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张资平,养父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留德西医,看诊一次要收一银元。

  “文革”时期,徐元章在街道小厂干活,一个月20几块,但他爱好音乐。“那时候我们经常聚在宝庆路3号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听音乐,就用这台老的CBA短波收音机。”徐元章说,“一开始是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,《大江东去》之类。很快,开始流行乡村,有时候也能听到一些拉丁,比如曼波、恰恰。”

  朱小开是面粉大王的后代、徐元章舞会的“基本群众”。他外号“朱老板”、“朱十七”,因为家里排行十七。他到今年60岁,一辈子没有工作过一天,就靠变卖家传的古董字画过日子,是个标准“寓公”。他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,就是喜欢音乐。“文革”时候,他十几岁,常和徐元章一起躲着听音乐。他的几百张唱片都藏在墙里面,怕被搜走。“那时候,听一张唱片判7年,跳一次舞关12年。”他指着桌上一张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唱片说,“这个女演员是金诺瓦克,不过我们当年最喜欢的是费雯丽。这个男演员叫Tyrone Power,当年我最喜欢他,有很多年轻人模仿他的发型和穿着。”

  “最爱跳舞的是朱廷嘉。”侯文斌指着正和自己太太跳舞的先生说,“他80岁了,当年可是百乐门的常客,从几岁开始就几乎天天跳舞。” 朱廷嘉的父亲当年拥有包括大光明在内的多家戏院的股份。“文革”时候,他收藏的大量舞鞋被抄出,每抄出一只,他就被狠批一次。

  曾经在裕泰花50美元买一只BESTMADE烟斗,在和平饭店花一两黄金定做两套西服的人们,生活开始拮据起来。侯文斌曾经客串话剧《长恨歌》,他们这些人都很认同女主角王琦瑶那时候的遭遇:因为吃不起大闸蟹,用葱姜煮了小黄鱼,然后闭着眼睛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,慢慢复原记忆里的味道。徐元章的太太当时最喜欢把吃剩的西瓜皮切碎,炒炒就是一盘菜;一条黄鱼买回来能做两道菜,鱼身子红烧,鱼头加咸菜汆汤。还有的人,学会了用煤球炉子做蛋糕;徐元章虽然没办法买唱片,但是1961年,他仍然和好莱坞同步,听到了翻录的名曲《Moon River》。

  七十年代,浦江饭店恢复了第一次舞会,门票5块钱一张,爆满。八十年代,侯文斌回到父亲在愚园路上的房子,装了4个喇叭就开起了家庭舞会。徐元章开舞会的时候,大家都愿意来,因为他的音乐好。徐元章还把自己的画挂在墙上,说要把宝庆路3号办成一个“小卢浮宫”。每次跳完了,大家AA制去光明村吃生煎,去沧浪亭吃面。

  名气大了,来的人多。“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小圈子。”侯文斌指着对面沙发上的几个年轻人说,“像这些外面来的人是打不进来的。他们请我们,我们是不跳的。我们也不会请他们跳。”

  徐元章很少跳舞,只是坐在沙发里看,有的时候会睡着。兴奋的时候跳几下狐步,“但这种快乐是很短暂的。”他说人生最好的享受是和知己坐在幽暗的灯光下喝咖啡品红酒——喝咖啡时听喝咖啡的音乐,喝红酒时听喝红酒的音乐。

  朱小开说人生最好的享受是自由。“我们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写的呢?”他问我,“都是废物啊。一个家庭,一个家族,只剩下表面。生财之道都没有了,只剩下享受之道,有什么用?”

  周宗良去世的时候,把留在大陆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家人:妻孙家仪占25%,6个儿子共占50%平均分配,7个女儿共占25%平均分配。到今天。宝庆路3号的房子有12户继承人,分散在全国各地。

  这处近5000平方米的房子到底值多少钱?“两个亿。”徐元章说,“船王包玉刚的后人曾经想花1.5亿买下来,但没成功。”侯文斌曾经帮徐联络过一些海外买家,最高出价到1.3亿。

  但是,2006年5月12日,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,将宝庆路3号以7300万的价格卖给上海地产集团。尽管周家人认为背后有暗箱操作,但一切仍在进行。6月7日,各个继承人得到通知,领取房屋折现款。9月5日,徐元章为宝庆路3号交了可能是最后一笔的国有土地使用租金。11月12日是判决执行的日子——舞会随时可能是最后一次。

  徐元章害怕寂寞,已经不习惯家里没有人的日子。没人在身边,他就没法画画。“万一离开这里,我也要住在市中心。”

  他也从没流离失所过,为此他祷告了两次,还做了一次噩梦。“我梦见我又要去上班了,哭哭啼啼的。一醒来发现不是真的,开心极了。”

  侯文斌和徐元章相交几十年,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真的艺术家、老小孩。很多人把他比作贾宝玉,喜聚不喜散。“贾宝玉怎能离开贾府?”侯文斌说,“他这个人,只能灯红酒绿歌舞升平,离开了宝庆路3号,他就没有方向,什么也不是。”